初学盆景时，每遇瓶颈，常会去观摩前辈师友的作品，或是从书册中寻找灵感，激发创作动力。渐渐地又热衷于观察自然界的老树、奇树，从中揣摩天生地养、岁月滋润的自然趣味。二十几年下来，颇有郑板桥画竹诗说的：“数十年来画竹枝，日间挥写夜间思。冗繁削尽留清瘦，画到生时是熟时。”虽还没做到“画到生时是熟时”的朴拙老练，却真心喜欢“冗繁削尽留清瘦”的清高简素。这种清高简素的盆景，一般就叫做“文人树”、“文人盆栽”。

　　“文人树”的称法，并不是中国传统树木盆景的树形分法。中国传统的树形分法，是以“树木主干”的特色，分为直干、斜干、临水、卧干、悬崖、曲干、双干、多干、连根、丛林、提根、附石等。(参见赵庆泉著《中国盆景》第二章《盆景的类别与形式》，台湾渡假出版社出版。)“文人树”的称法，则是从日本明治时代以后才有的。这是受到善于分类化、体系化的西方美学理论所影响，才将盆景分类成模样树、风树、文人树等。“文人树”指的是“在细木、古干上，以最低限度的枝数来表现的盆景”。这种盆景，应该是江户时代(1603～1867)那些文人雅土的清玩之一。清高简素的气质，与文人洒脱自在的性情互相契合，也许就这样被称作“文人树”。至于中国岭南盆景中也有“素仁盆景”(素仁和尚1894～1962)，虽然造型上也显现“高挺清瘦、简洁随意”的特色，但要用“素仁盆景”的称号来取代“文人盆栽”的称号，不论就历史的先后或流通的普遍性来看，都不是必要的。何况在这个国际村的时代，作品能否形神兼备、生动感人，应该比称谓来自“中国岭南”或源于“日本明治”更为重要。

　　明治时代是个崇尚宫国强兵、急起直追西洋文化的时代，虽然创造了“文人盆栽”一词，但却是文人式微的时代。“文人”的本质已从盆景的内涵消失脱落，只留下徒具外形的“细木古干”。其实“文人盆栽”所重的，应该不只是细木古干的“外形”，更应在它所要传达的精神“内涵”，一但徒具外形而丧失内涵，或被定型而缺乏创意，就不“文人”了。

　　为了接引出“文人盆栽”丰富玄远的内涵意趣，也为了替盆景艺术多引一条源头活水，笔者试图从中国水墨画的“文人画”去另寻生路。期盼可以用来充实“文人盆栽”的内涵，并且探寻“文人盆栽”的鉴赏角度。
　　
　　
　　“文人画”中的“文人风格”
　　
　　概括地说：“文人画”就是读书人所画的画。这种画不用太多颜色，所以没有职业画师的“宫廷画”那么艳丽，画面的处理也较简单，不像“市民绘画”那么热闹，给人的感觉大体上是宁静淡雅的。(参见蒋勋著《中国美术史》，东华书局1991年版。)从王维、苏轼到元朝四大家(吴镇、黄公望、倪赞、王蒙)，文人画家的共通点就在第一、书法功力深厚――书法写得好，对笔墨的驾驭熟练，才能发挥单纯用墨、用毛笔的特色，使墨的干、湿、浓、淡，笔的中、侧、顺、涩，都能得心应手，挥写自如，在水墨技巧上无挂无碍。第二、具备足够的“文才”――书读得够多，涵养够深厚，能使胸中自有丘壑，下笔自然有神。王维“诗中有画，画中有诗”，固然让苏东坡“敛衽无闲言”(收起手来，无话可说)。

赵子昂的《鹊华秋色图》(如图3)高不过八寸，横不过三尺，三尺之内收鹊华之间四十里景而无所欠缺，也就在于“意足”。(参见李萧锟著《文人・四绝・江兆申》，雄狮图书股份有限公司、家庭美术馆2002年版。)“意足”是来自文才涵养的深厚，“意足”才能咫尺见千里，才能纳须弥于芥子。第三、充分表现“自性”――文人画家和院体画师最大的差别，就在他能摆脱宫廷的束缚，自由自在地画画，创作空间无限宽广，可以完全“忠于自性”。在文人画家中最能凸显这点的就是石涛，石涛自己说“纵使笔不笔，墨不墨，自有我在。”“自有我在”就是表现自性，有自己的画法，有自己的风格。所以别人批评他的画法和前人不同，或用墨和前人有异，他都可以不在平。这就是真“文人”、真“文人之画”(如图4)!
　　
　　
　　“文人盆栽”的“文人”内涵
　　
　　“文人盆栽”如果要从“文人画”得到启发，那么“文人盆栽”的作者也应具备下列三种修养：

　　第一、对植物的生理具有充分的认识和经验。能“养活”、“养好”创作的盆树，才有更大空间去自由发挥。这是技术养成的功夫，也是做好任何盆景的基本素养。比如对松树盆景，从用土、施肥到病虫害的防治，都涉及到节气的掌握、叶量的控制和置场的管理。这些基本功夫，犹如水墨画家的“书法”功力一样，基本功夫不够，任何皴、擦、点、染都成问题，将如何展现“墨韵”?进一步，对盆树根、干、枝的变化要能充分掌握什么条件下，可以扭转到什么程度?可以表现出怎样的角度、深度?叶性与叶色的呈现又该如何控制?……这些技法都能够纯熟老练，才能在创作过程中“熟能生巧”、“无挂无碍”；否则空有许多意趣，却受限于盆景技术，终究无法使内涵意趣随性、自然地表现在作品上。

　　第二、创作者的“练心”、“练意”。练心、练意其实就是多读、多看、多想。好的盆景作品，一定是“生动”而“感人”的。要达到生动感人，除了技术面的无挂无碍，更须使作品显现“丰神”“气韵”。丰神、气韵是作者的修行，透过盆树传达出来的。没有饱酣的修养，就不可能焕发丰神、气韵。古人说：“读书破万卷，下笔如有神。”文人画家在古人与造化中广涉博取，用很长的时间去观察体会，使古人精髓、山川灵秀，都盈然胸中，化为自己的生命，所以下笔成画，自有性天，比实景更感人。柳宗元说得好：“夫美不自美，因人而彰。兰亭也，不遭右军，则清湍修竹，芜没于空山矣!”天地间的大美，其实是要透过人去发现、见证、唤醒、照亮，才能生动而感人的。

这也正是诗、画、盆景等艺术作品的价值所在――作者将自己的意境，透过作品传达出来，使观者在繁忙、牵挂、计较的俗世生活中，暂时退去尘俗、摆脱计算，感受这份幽玄、静寂，重新得到心灵的慰安!景道宗师须藤雨伯说：我认为只有能表现幽玄、静寂之风格和美的文人树，方能称得上“极致的文人树”。大概就是这个用意。当代文人画的巨擘江兆申先生，曾自述他第一次谒见溥心畲先生请求学画，溥先生只告诉他：“做人第一，读书第二，书画只是游艺，不能舍本逐末。”(参见李萧锟著《文人・四绝-江兆申》。)“做人第一，读书第二”，就是个人修养。文人画的“文人”是“士”是读书人。古代读书人少，现在人人都受教育，都有能力去“读”。所差的，不过是能不能在书中去含英咀华，能不能在大自然中去盘桓、去感受、去内化成自己的生命，涵养出饱酣的修持罢了!有了饱酣的修持，透过盆景表现出来，才能独具风格，显现成幽玄、静寂的“文人盆栽”。
　　
　　第三、忠于“自性”，着重“内在精神”的落实。文人画家不同于职业画师，他只是拿画画来当“游兴”。他的本业是文人，不管是做官、教弟子或算命，并不以画画为业。所以不必受到宫廷或顾主的限制，可以“不为五斗米折腰”、可以“不随波逐流”，充分展现自我、表达创意、悠游玩赏、随意尽兴。我们看溥心畲先生，一生寄情诗文书画。“客来以书画相嬉，客去仍以书画寄情。”(《溥心畲书画文物图录》，台北“故宫博物院”1993年初版。)所以他可以随兴所至，或直抒胸臆，或临摹古人，或呈现诗境，或体现唐人诗意，或与好友松下话旧(如图5)：甚至神怪、传奇、小说，兴之所至，无一不可入画。创作的题材、时空、意象、趣味，无限宽广，无拘无束，故能意到笔随，遣兴悠游。这就是真“文人”。元朝书画大家赵子昂问钱选什么叫“士气”，钱选告诉他“要得无求于世，不以赞毁扰怀”。世人称许你或批评你，都不造成干扰；就好像今天在盆景展中得不得奖，或在交易场中受不受到青睐，都不以为意，这就是“无求”，“无求”才能无挂无碍、表现自性。“人到无求品自高”，作品也才能高洁脱俗，散发文人气息。《空间有美》的作者阿部仓吉翁说：“师父常告诫我，不要只想做能够卖出去的盆景，应努力去创作好盆景；也就是造出你舍不得卖，而客人强迫卖给他的盆景。”(阿部仓吉著《空间有美》，盆栽世界1987年版。)这份坚持就是忠于自性。在忠于自性下创作盆栽，才能达到“游”的境地――任性纵情、不受牵绊――因而作出许多“有创意”、“有个性”、“多变化”、“够脱俗”的铭品盆景。
　　
　　综合言之，文人盆景的作者，若要充分表现“文人气”，应具备三种修养：纯熟的技术、饱酣的修持和忠于自性。这三种修养，都是就盆景的“作者”来说的。至于就盆景的“作品”来看，“文人气”的盆景作品和其他风格的盆景作品，又有什么差异呢?